朱熹和王阳明思想上的主要差异

孔孟朱王！无疑，朱熹和王阳明，是孔孟之后儒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思想家。朱熹的主要功绩在于对经典的诠释，尤其是《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取士的法定标准后，客观上极大促进了孔孟思想的传播。王阳明的主要功绩在于对朱熹理学思想中错误部分的扬弃，使理学回归到了孔孟正道，对于明清的思想解放有巨大的推动。

朱熹和王阳明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大学》中“格物致知”、“亲民”的解释和发挥，导引了后世不同的治学和为政方向。

“格物致知”语出《大学》。《大学》云：“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朱熹做了详解：“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朱熹析“心”与“理”为二，认为人虽然有良知，但事物的道理散见于事物上，需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尽天下万物，大道才能贯通。也就是说，你要是不去孝顺父母，你就不会懂得关于孝顺的道理。与朱熹不同，王阳明则说：“致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 这里的“致”，解释为“推广、扩充到”。王阳明的观点是“心即理”，良知即天理，天理就在人心。因为你生来就有孝顺父母的良知，你就会想尽办法去孝顺父母。你不是通过“晨昏定省”后才知道如何做一个孝子，而是因为你有孝心才会懂得去“晨昏定省”。

“格物致知”，在朱熹那里是对天理（包括事物之理乃至知识）的追求，尽管这也是一种行动，但本质上还是求知。为了让天下学子尽快掌握道理，朱熹觉得攻读先知先觉的圣贤的经典是捷径。以至于“格物”在朱熹那里几乎等同于“读圣贤书”了。朱熹的格物穷理，是一种非常艰难的被动的学习，因为天下永远有格不完的事物。尽管朱熹也强调“无有知而不能行者”，但毕竟求知的工夫花得太多，致力于行动的时间就少。所以，按朱熹的路子，学子大多知而不行。而王阳明认为“致知”就是“致良知”，格物是致知的工夫和手段。如，一个人欲致治病救人的良知，会努力钻研医术，使自己成为良医。王阳明强调行动，强调知行合一。王阳明的路子，使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价值，确实是简易可行的成才路子。还有，王阳明将格物的“格”解释为“正”，以良知为规矩，使事事物物处于正道之中，确实符合孔孟的“中庸之道”。

朱熹释“亲民”为新民，几乎“祸害”了中国千百年。其实，在《大学》中，亲（親）和新，字本就不同。按朱熹“亲”通“新”的观点，则“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和“作新民”就该是“苟日亲，日日亲，又日亲”。

说“新民”，统治者就有高高在上的意味，他们便习惯以高人一等的姿态轻视民众、教化民众，乃至愚弄民众。其实，《大学》中的“苟日新”，是要人“自新”；“作新民”，是要百姓自觉地“自新”。所有的自新都来自于内在的动力，即受本性良知所驱使。而朱子的解释，由统治者承担“新民”的职责，完全背离了圣人之训。事实上，圣人只要求大人（君子、统治者、管理者）明明德，亲民即可。还是王阳明说得对，亲民已同时兼具了教化意。这种教化不是言传，乃是身教。王阳明之所以能在事功上取得比朱熹大得多的成就，主要就得力于“亲民”，也就是施行仁政，这完全符合孔孟之道。倒是朱熹的“新民”成为了封建统治的帮凶。

综上，提倡“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王阳明，反倒比表面忠于孔孟学说的朱熹，更具有孔孟真精神。难怪，牟宗三说倡导“致良知”的阳明心学是儒学正脉，而朱熹反是认别子为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