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缘何而来？

何怀宏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莫里斯的新书《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是以他2012年末在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观研究中心的坦纳讲座的演讲，以及4位评论人的评论和他的回应为基础结集而成的。此书所围绕的是莫里斯提出的一个中心观点，即他认为在人类过去两万年的历史中，人类的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大致交替出现的体系。与每一种价值观相关联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而每一种组织形式又是由人类从周遭世界获取能量的特定方式决定的。

这三个价值体系就是书名用押头韵——采集者/觅食者（foragers）、农夫/农耕者（farmers）和化石燃料使用者[1]（fossil fuels）——所示的价值观体系，它们其实也可以说就是对应于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三种不同的价值观体系——莫里斯有时借用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2]的说法把农业社会称为“阿格拉里亚”（Agraria），把工业社会称为“因达斯特里亚”（Industria）。

莫里斯认为，第一种“觅食价值观”的价值体系，因为与它相关的社会主要通过采集野生植物和狩猎野生动物来维生，是很小规模的群体且流动性很大，故而觅食者倾向于看重平等，也比较能够容忍暴力。不过他认为19世纪有关觅食者实行“原始共产主义”，所有物资全部归公的观念是错误的。第二种是“农业价值观”的体系，因为与它相关的社会主要靠经过驯化的动植物来维持生计，农耕者倾向于更看重等级制度而非平等，比较不能容忍暴力。所以往往建立大的等级社会的国家以保障定居者和平地休养生息。第三种是“化石燃料价值观”的体系，它所关联的社会主要通过钻取已经转变为煤、气和油的植物化石能量来增加现存动植物的能量，故而化石燃料使用者倾向于看重大多数类型的平等而非等级制度，且非常不能容忍暴力。

价值观念众多且纷纭复杂，莫里斯说他只能在价值观的诸多因素中选取了两个他认为特别重要的因素，即对待平等与暴力的态度，主要以这两点来标示三种不同价值观的差异。他不回避他的观点可能遇到的批评和定性，诸如简化论、本质论、唯物论、实用主义等，甚至坦承自己就是这样的观点，而只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这样的观点并不是不正确的，或者至少说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任何学者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某种程度上的本质论和简化论。

这的确使熟悉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人们很容易想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观点，但这里是某种生产力——觅取能量的方式——直接决定价值观念，他自然也不会引出阶级斗争的观点，更勿论无产阶级专政。相反，他是相当赞成今天发达的“化石燃料使用者社会”的主流思想的，赞成社会合作与自由市场，或者如书中一个评论者理查德·西福德（Richard Seaford）所说，是赞成一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但更确切地说，他是赞成一种“与时俱进”、因需而变的价值观。如果他生活在过去的社会，他也会接受过去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这倒也是为现代人比较平心静气地看待、理解和同情地解释过去的价值观开辟了一条道路。他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背后的哲学是一种功利主义或效益主义，这也可以为同情地理解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预防少数人的浪漫政治思想逾越界限而伤至社会提供一个恰当的基础。

莫里斯的观点简单明快，而且的确抓住了一个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人必须获得物质能量才能生存下去，而且获得的能量较多才能繁荣，才能发展起一套精致甚至奢华的文化。而且，他对未来虽然也有展望，但没有一套乌托邦的社会理想，未来是开放的，有几种可能，包括由碳基生物变为硅基生物的可能，也有核战争的可能。

莫里斯的“价值观三段论”既有一种简化的锋利性，又包含着许多生命的常识，这些常识是拒斥书斋里产生的“意识形态”的。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人类的价值观的形成是相当复杂的，即便承认人们获取能量的方式与他们的价值观念之间有某种最初的决定关系，在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许多中介的，比如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它们可能对人们的价值观的形成有更直接的作用，还有价值观念和其他观念本身的相互作用，包括这些观念对获取能量方式的反作用，等等。比如说，有时价值观对一个社会的物质能量获取方式甚至能起一种定向的作用，有些文明社会（比如经济一度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明清时代的社会）迟迟未进入一种发达的市场和工业社会，正是上层主流价值追求的“志不在此”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最长远的观点和最根本的因素来看，莫里斯的观点也许能够解释某些根本的共性：人只有吃饭才能生存，只有有丰富的多余产品才能发展。但不容易解释一代代活着的人所面对的生存和社会环境的多样性，而活着的人要对付的却主要是自己的特殊性，那些共性由于太一般甚至是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的。

另一个问题则是涉及价值观念的恒久性，在变化的价值观念中有没有一些不变的核心价值，莫里斯的确提到了几种，比如“待人公平，行事公正，爱憎分明，防患未然，敬畏神明”等。但他倾向于认为这是人类生物演化的结果，乃至是人和动物共有的。当然，人类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人同时也进行着文化演化，但他还是坚持我们关于何为正直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我们如何从周遭世界获取能量。在每一个阶段，能量获取的模式都决定了人口规模和密度，这些又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社会组织形态的效果最佳，继而又使得某些价值观体系相对更成功、更受欢迎。每一个时代的观念其实都是“得其所需”。

莫里斯的分析数据常常是饶有趣味、引人入胜的。他谈到觅食者并未刻意改变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而农耕者由于其最重要的能量来源是已经驯化的动植物，他们就刻意改变了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在觅食社会，每平方英里[3]土地通常只需支撑不到一人的生存，如果环境恶劣，这一比例可能会降低到每十平方英里养活一个人。但是，农业社会的人口密度往往会超过每平方英里10人。道德体系要满足能量获取的要求，而对于能量获取介于10 000~30 000千卡/人/天之间的（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要求之一便是接受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觅食者的暴力死亡率超过10%，而农耕者的这一比率接近5%，有时还要低得多。农耕者只有在等级森严、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和平的世界里才能幸存，他们因此而重视等级与和平。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西方经济体，人均能量获取增长了7倍，从1800年前后的约38 000千卡/人/天，大增到20世纪70年代的230 000千卡/人/天。如今，全球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45人，也就是说世界上宜居部分的人口密度高达100人/平方公里。而农业社会的典型人口密度30多人/平方公里，2000年，人类的身高平均比1900年他们的曾祖父母高10厘米，寿命长了30年，扣除物价因素后的收入高出了5倍。

莫里斯还谈到通向现代“工业社会”两条路径：自由路径和非自由路径。在有些年代，比如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非自由路径看起来比自由路径的速度更快，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重塑的非自由发展同样也造就了比自由版本更快的经济成长——尽管这里有起点较低的原因，且同时引发了环境灾害的负面外部效应及大规模腐败。他认为归根结底还是自由路径更为成功，因为它不仅在创造财富和自由方面，还在减少暴力乃至提升平等方面都占有优势。

和《21世纪资本论》[4]的作者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观点有些不同，在莫里斯看来，从2002年以来，不管以任何方式来衡量，全球基尼系数都是下降的。虽然数据略有不同，但他和《人性中的善良天使》[5]的作者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观点却是一致的，即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在减少暴力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1900~2000年死于暴力人数为1亿~2亿，仅占那段时期在世上生活的100亿人的1%~2%。使用化石燃料的20世纪比觅食采集者的世界要安全10倍，比农耕者的世界也要安全2~3倍。自1989年以来，战争（国际战争和内战）的数量直线下跌，全世界95%的核弹头已被销毁，暴力犯罪率暴跌，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的暴力致死率已经下降到区区0.7%。

也就是说，伴随着三个阶段的人们对暴力态度的价值观的变化：即从觅食采集者的比较能容忍暴力，到农耕者的相当不能容忍暴力，再到化石燃料使用者的非常不能容忍暴力，这三个阶段的变化是一段比较平滑的曲线；而平等的情况则有起伏，是从觅食采集者的相当平等，到农耕者的比较能接受不平等，再到化石燃料使用者的非常要求平等。在觅食者时代，平等只是存在于小范围的群体里面。到了农业社会，在已经取得了相当发展，但还不是那么发达的生产力的条件下，要支撑起一个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很难不采取一种容有等级差别的制度；但人类进展到工业社会，范围达到趋于全球化，则又是相当平等的了，即便国与国之间还不一样，但还是有人权平等的普遍要求。莫里斯认为，化石燃料人群生活在规模更大、密度更高的社群中，他们往往认为政治和性别等级都很邪恶，暴力简直就是罪恶，但他们对财富等级的容忍度一般高于觅食采集者但低于农耕者。然而，莫里斯虽从能量获取者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组织规模、流动性等方面对能量获取方式如何决定这些不同的价值做出了说明，但所提供的因果证据的确还不是很充分。他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体系中是否还存在着与动物有本质差别的人之为人的特性成分，是否还存在着一些不变的、非物质需求所能决定的成分的观点也还是可以质疑的。

所以，我以为，在对其观点进行评论的三位著名学者：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古希腊文学教授西福德、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克里斯蒂娜·M·科尔斯戈德（Christine M. Korsgaard）、耶鲁大学历史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和一位文学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评论中，科尔斯戈德的评论还是最富于挑战性的。她提出了一种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差别，说这可以看作永恒的价值观与事实上只有特定时空的人们支持的价值观之间的差别。莫里斯的观点之所以会引发成文价值观和真实道德价值观之间关系的问题，原因之一是，他认为成文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生物演化造就的，这就引发了真实道德价值观是否也是如此造就的问题。如果想要让成文价值观能够支持不同的能量获取方式所必需的各种社会组织形式，人们必须认定他们的成文价值观就是真实的道德价值观，即他们必须信服，乃至信仰其价值观的正当性和真理性，乃至某种永恒不变性，他们才会有效地履行这一价值观。而价值判断能力在本质上与我们规范性或评价性地看待自我的能力相关，而这种自我评价的能力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这种规范性地看待自我的能力可能就是我们能够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源，虽然它也同样可能被“意识形态”扭曲，引发一整套独属于人类的弊病和错误观念。因此，科尔斯戈德不认为人们的价值观是由人们的能量获取方式塑造的，而是人类的价值判断能力天然地倾向于依附真实道德价值观，只不过这种倾向非常脆弱，极易受到扭曲。或许我们应该认为，随着农业时代的来临，人类开始可以积聚权力和财产，各种意识形态也开始产生，它们扭曲了真实道德价值观——直到现在，人类已经进入科学和普及教育的时代，我们才开始慢慢克服这种扭曲。

莫里斯的回应是：他说他不赞同科尔斯戈德所说的“其他动物不具备规范性地看待自我的能力”的观点，也不相信有任何真实道德价值观存在。他认为现代人类代表了一个谱系的一端，而不是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所有动物，科尔斯戈德断言平等主义与和平主义是人类的缺省设置，是有些过头的本质先于存在论。人类价值观的确只能由人类所持有，但如果人类无法从环境中获取能量，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持有任何价值观，即如诗人奥登[6]（Auden）所说“先填饱肚子，再谈论道德”。就算是经过最无懈可击的推理所得出的脱离任何背景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真实道德价值观，也必须以某种形式的能量获取为前提。真实人类的价值观其实就是成文价值观，从头到尾，我们讨论的都是成文价值观，而成文价值观就是由我们从世界获取能量的方式所塑造。

因此，莫里斯说，他怀疑大多数人在面对出生在农业世界而非化石燃料世界这种可能性时，或许不会选择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谨慎指点的平等主义方向。最佳选择或许是更有保留的承诺秉持一整套更粗糙，也更易操作的价值观，那自然是经过生物演化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公平、爱、同情，等等。但是，要让不同时代的人们自己来决定如何对这些价值观进行最佳解读才能远离饥饿和暴力。所以，永恒价值观根本就不存在。要进入的世界是中世纪，那么秉持封建等级观念的人们会兴旺昌盛，而平等主义者则不会。今天的人们不会赞同封建观念，但与其说是这些观念不正确，不如说这些观念过时了，或者说它们只是在“过时”了的意义上是“不正确的”。

在我看来，莫里斯的回应虽然有他一向直率和坦诚的特点，但在表达和论证上还是过于强势和绝对了。他可能还是过于低估了人与动物的差别性，以及价值观念的复杂性和精神性，也没有看到人的价值观念自有其独立于物质需求和功利效用的意义。而即便价值观要充分有效地履行，也必须要有人们对它的信，即信其为真，乃至信其为普遍和永恒的真。虽然这信并不能保证价值观的内容就一定是真，但在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规范中一定还是有其客观普遍的真的——比如说无论如何都应该尊重生命，不杀害无辜。我想对这一基本价值的普遍性莫里斯估计也不会反对。他对获取物质能量方式的重视，对反对暴力的肯定，就表明实际他还是肯定了在“均富”之先的保存生命的普遍道德原则，所以，他似乎没有必要否定平等，即便在比工业社会更早的时代里平等更多的是体现为平等的生存权利而非平等的财富权利；也没有必要否定存在着真实乃至永恒的基本价值——保存生命。在这一基本点上，莫里斯和他的批评者其实是可以达成一致的。

无论如何，莫里斯的这本新书是富有意义的。莫里斯努力在最低的和最高的，最物质的和最精神的，最基本的和最高超的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虽然将其处理为一种直接的决定性联系肯定会有不少问题，但这种努力是非常可贵的。而且，这也是在高超理论与意识形态面前捍卫基本常识，有助于防止那种过于强调精神力量的、浪漫的唯意志论在变成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之后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他的观点也为现代人理解乃至宽容过去时代的价值观，至少是比较平心静气对待它们，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基础。

[1] 本书中文译名采用了化石燃料使用者对应的“工业时代”。——编者注

[2] 欧内斯特·盖尔纳，见第75页注释①。——编者注

[3] 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编者注

[4] 《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4年9月出版。——编者注

[5]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5年7月出版。——编者注

[6] 奥登，见第273页注释①。——编著注

导论

斯蒂芬·马塞多[1]

伊恩·莫里斯的第11部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2]出版于2010年，此书甫一问世便广受赞誉，被称为“才华横溢”“别出心裁”“震撼人心”的杰作。该书所涉之广、所涵之深，令人惊叹；且文笔优美，读之忘倦。它上溯至15 000年之前，探讨了西方和东方社会的发展轨迹何以迥然相异，此兴彼衰。该书在结尾提出了人类在未来当如何面对多重生存威胁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饥荒、国家失效、迁徙和疾病”等，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让太多人获益，而这些威胁则是发展带来的令人始料未及的副产品。

继《西方将主宰多久》之后，莫里斯再次彰显他的非凡洞察力，超前论述了某些“无情的物质力量”如何限定及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类已树立并秉持了两万多年的“文化、价值观和信仰”，其中当然包括道德规范。本书源于伊恩·莫里斯2012年11月在普林斯顿大学主讲的关于人类价值观的坦纳讲座。鉴于莫里斯的论题，我们考虑将其更名为“关于无情的物质力量的坦纳讲座”。

莫里斯的整体论证可大致概括如下。人类的某些基本价值观最初产生于大约10万年前：“待人公平，行事公正，爱憎分明，防患未然，敬畏神明。”这些“核心问题”[3]（第二章）总是以某种形式反复出现在不同文化中，是由“体大而敏锐的人脑的生物进化”（第五章）所引发的。莫里斯还提到，与我们“血缘关系最近的类人猿”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共享其中的一些价值观，此前出版的本系列丛书[4]中的一本也阐述了同一观点，该书作者是著名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5]。

然而，即便与仅次于我们的最聪明的动物物种相比，人类也拥有明显的优势，我们超乎寻常的高明世故促成了文化的创造与再造。我们发展出价值观、规范、预期和文化形态等复杂系统，以便在周遭环境发生变化时，维持各种必要的合作，提高生存机会。就像生物进化一样，文化创新也可以理解为“通过数百万次微型试验进行的竞争过程”的一部分，即生物学随机突变的文化等效物，并且随着这些试验的成功或失败，“在特定环境中表现出色的特征会取代那些表现不佳的特征”（第二章）。

莫里斯为我们展现了人类价值观的宏观历史，识别出连续的三个人类发展阶段有哪些大略的共同点。这些连续阶段中，定义人类文化形态的，是产能递增的能量获取模式：觅食、农耕、化石燃料生产。莫里斯的论点是，这些相继出现的能量获取模式“决定”或至少“限定”了社会组织可能存在的形式，继而“决定”或“限定”了可能居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由于人类具有创造性，而相对成功的社会形态又更易传播且更有可能战胜对手，每个时代最终都会选定其所需的价值观。这是“功能学派”的看法，他们将人类价值观看作“适应性特征，随着人们周围的社会体系发生变化，人们对这些特征加以调整，将其效用最大化”（第二章）[6]。

从觅食到农耕，再到消耗化石燃料，在每一个相继出现的阶段，“能量获取的模式决定了人口规模和密度，这些又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社会组织形态的效果最佳，继而又使得某些价值观体系相对更成功、更受欢迎”（第五章）。因此，靠觅食或狩猎采集谋生的早期社会往往会采纳平等主义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制定强有力的共享规范并限制不平等，莫里斯解释了原因），但也相当暴力。农业社会为了实现最优效能，倾向于等级森严，少用暴力。而我们身处其中的化石燃料社会出现于18世纪，这种社会形态往往会在政治和性别方面更加平等，对贫富悬殊相当容忍，且比前两种社会形态都要平和得多。

以上大大简化了莫里斯的论证过程。他还强调了技术创新和地理位置在决定哪些社会能够及如何战胜其他社会的重要作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的读者大概很熟悉这些主题，例如海运的创新使得地处海边成为巨大优势，从而成就了伟大的欧洲海洋帝国的崛起。

莫里斯的论述旁征博引，论证清晰睿智。

莫里斯紧凑的五章内容之后便是三位杰出学者以及一位世界闻名的高产文学大师的评论。

理查德·西福德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古希腊文学教授，他在希腊文学、宗教、哲学及《圣经新约》等领域著述颇丰。

西福德认为莫里斯过分“拘泥于决定论式的量化范畴”，以致在他粗分的几个人类发展阶段中，价值观和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并未得到充分重视。西福德认为，农业社会形态在世界各地所产生的价值观并不相同，他以古雅典为例，对莫里斯的决定论提出质疑。和史景迁一样，他也提请大家注意历史记录中通常不包括边缘人群的价值判断这一事实，至少在这些边缘人群没有组织之前如此。西福德质疑，为什么莫里斯所谓农民的“牢骚不满”不该作为一种缺乏政治力量的平均主义的证据受到严肃对待，这种平均主义的存在挑战了农业社会认可不平等——甚至将其视作“好事”——的观点（第六章）。

莫里斯认为“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西福德在其评述的结尾对该主张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饶有兴味的是，他谴责莫里斯本人关于历史发展的思考更近乎当前“统治阶级”的想法，而非“我们的时代需要的观念”。西福德特别提出，莫里斯受惠于进化理论并强调“竞争、可计量性、共识和效率”，过于不加鉴别地接受了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核心观念”。西福德认为，如果人类想要生存下去，我们的时代需要对那些人类基本价值观，也就是莫里斯本人定义的“待人公平，行事公正，防患未然，敬畏神明”，进行一种更有批判性也更加开明的论述（第六章）。

伊恩·莫里斯近期的研究工作涉及中国和西方的比较发展和未来展望，而本书的第二位评论者恰好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斯特林讲席教授史景迁，他是一位高产作者，算得上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

和其他评论者一样，史景迁既赞赏了莫里斯“杰出的研究技巧”，也表达了一些疑虑。他特别指出，莫里斯的数据发人深思，但如果他能让读者感同身受地体会住在“侧翼丘陵地区”或“幸运纬度带”“是什么样子”，他们将受益良多。史景迁认为，相对于这些动听的标签所暗示的境况，实际生活通常要严酷和艰难得多。此外，史景迁和西福德同样认为，莫里斯粗分的几个人类发展阶段囊括了纷繁芜杂的人类经验，要理解这些，我们需要比这具体细致得多的描述。史景迁在评述结尾指出，近几年才发生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战争”就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发展。

第三位评论者是哈佛大学阿瑟·金斯利·波特讲席哲学教授科尔斯戈德，她或许是全球顶尖的康德道德哲学家。她在道德哲学及其历史、实践理性、规范性、主动性和自我认同，以及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等领域均有影响广泛的著作。

科尔斯戈德质疑了莫里斯道德价值观讨论的充分性。她区分了“成文价值观”和“真实道德价值观”，前者是具体社会中现实盛行的描述性内容，而后者实际上才是人们应该秉持的真实观念。她认为，“只有当持有成文价值观的人同时也将其当作真实道德价值观时，这些成文价值观才具有莫里斯为其标定的进化和社会功能”。此外，她还指出，从事评判活动的人往往会认为“价值判断可成可败”（第八章）。正如科尔斯戈德所说，“如果价值观只是某种能量获取形式所需要的一种维持社会形态的方法，人们也知道这一点，那就很难了解价值观的运作方式。在价值观起作用之前，人们必须首先相信自己在践行着真实道德价值观”（第八章）。实际上，她主张道德生活参与者的观点应置于首位，或至少得到认可。科尔斯戈德继而顺水推舟提出了下一个问题，即“如果人们相信了莫里斯的理论，他们的价值观是否就能存续下去”。也就是说，如果农业社会的参与者能像莫里斯那样，将其所处社会的价值观看作对某种能量获取方式的功利性适应，那么他们是否会认可他们所处社会的价值观——不错，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不能，她认为：我们需要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理解价值判断活动，而其前提就是要明确，我们评判他人时所使用的“真实价值观”不一定等同于我们自身的“规范性的自我观念”。

实际上，科尔斯戈德进一步指出，认为人类的价值判断能力“天然地倾向于依附真实道德价值观”，这种看法自有其合理之处，因而在历史进程中，我们大概往往会看到道德以某些形式趋于改善。但她同时承认，这一倾向“很脆弱，容易受到各种社会力量压迫而扭曲”，其中包括意识形态，大概还包括物质匮乏和不安全感等外部压力。她承认，各种类型的社会和经济力量都“对人类价值观的塑造施加了压力”，但并不会“完全决定”后者（第八章）。

最后，科尔斯戈德提问道，不知莫里斯是否认为有“真实道德价值观”存在。她尖锐地指出，莫里斯自己的历史解释方法受到一整套科学假设及方法的深刻影响，他本人认为这些是消耗化石燃料的社会才有的。但是，在与农业社会的神学世界观——其认为“存在一位先验之神一统天下”——相比较时，莫里斯并未显示出对他的（也是我们的）科学方法的真实优越性有任何质疑（第八章）。关于历史和科学实践，我们或许会说，莫里斯并非怀疑论者，也不会采纳纯粹的“功能学派”观点，认为每个时代都拥有其所需要的历史或科学。如果这些人类理解模式——科学和历史——可以得到改善（而不仅仅是改变），那么道德伦理为何不可？

最后一位评论者是个高产的作家，她用文学想象探索了人类可能面对的未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也是50余部诗歌、儿童文学、小说和非虚构作品的作者，其著作包括《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1985）、《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2000）、《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2003），等等。

阿特伍德对莫里斯的观点表示钦佩，但她力图关注我们危机重重的未来，提出，想象未来需要动用我们的文学想象力，而不能仅靠可量化的数据和学术观察。她同意莫里斯的观点，即人类不断进化的天性中包含着令我们更加可敬或者至少更加复杂的因素，而非“社会达尔文主义很久以前便断言的生性自私好斗的下流坯”。但如果我们所在的脆弱的生物圈当真发生了严重故障，情况将会如何？她说，如今我们彼此联系得如此密切，“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将是个一体化的大溃败，其后果是过去的人类完全无法想象的”。她还担心我们依赖的“科技越复杂”，社会越庞大，“便越会由极其微小的错误导致重大失灵，火车失事的速度就越快，灾难性后果就越严重”。

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莫里斯列举了5种可能造成文明崩溃的冲击：“迁徙失控、国家失效、食物短缺、流行疾病，以及气候变化。”阿特伍德又加了两个：海洋和生物工程的崩溃。她在评论最末恳请人们做些“大战略的思考”，其行文之异彩纷呈、幽默诙谐，是我在转述中无法传达的。

伊恩·莫里斯反唇相讥，纵横捭阖，雄辩到底。莫里斯完全抓住了几位批评家的注意力，如此便愈加阐明和深化了他的论点。他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但承认几位批评家的辩论对他很有启发，让他得以进一步阐释能量获取方式如何塑造人类价值观。

就史景迁关于描述还应更加具体的要求，莫里斯明确表示，他的首要目的是解释人们为何拥有当前的价值观，而不是深入理解那些价值观。

针对西福德的批评，即莫里斯未能识别其觅食采集、农耕和消耗化石燃料这三个宽泛的社会范式中的各个变体，莫里斯指出，“农业社会”包括“生活在公元1800年之前一万年期间差不多所有的人”，所以，他有些轻描淡写地承认，其间包含了“很大的差异”。莫里斯认为，雅典等贸易城邦无疑相当有趣，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预演了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尽管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但不列颠等“早期现代原始工业国”也一样有趣，因为它们正是从其海上贸易网获取了无与伦比的能量。然而，莫里斯坚持认为，雅典人的财富“缓和了但未打破农业世界的束缚”。诸如古希腊和近世的不列颠等表面上的极端例子只是限定了但未能“证明能量获取与价值观之间的相关性是错误的”（第十章）。

在其篇幅最长的讨论中，莫里斯开始借其所谓“多层次选择”，阐明了几个先后出现的能量获取模式通过哪些途径塑造了人类的价值观。个体并非被动地由所在社会的能量获取模式来决定其采用哪种价值观。相反，在历史的绵延进程中，在善于创造的人类经过无数次社会试验之后，通过社会结构、经济和政治体制、文化和价值观等手段，在探索能量获取的可用模式上进行了最优化组织的社会，往往会战胜并取代其他组织欠佳的社会。在现有科技下，不适宜人类生存和健康的社会形态以及与之相联的价值观，必将让位于更有效率的体制和价值观。

在阐明其观点的过程中，莫里斯提到并反驳了科尔斯戈德提出的人们实际秉持的“成文价值观”和应该秉持的“真实道德价值观”之间的区别。莫里斯认为，我们唯一可用的价值观，是特定人群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所持的价值观，因此，科尔斯戈德所谓“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区别是毫无意义的……从头到尾，我们讨论的都是成文价值观”（第十章）。莫里斯认为，认识到这一点并不会阻碍人们对自己的价值观充满信心并将其付诸实践。

我们这位坦纳讲座授课人还回应了有关他受制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指责。莫里斯对此表示否认，并进而断言，西福德和科尔斯戈德受到了不合时宜的“本质论”的影响，后者坚信，我们开明的启蒙运动价值观，包括平等的社会关系和偏爱非暴力的争议解决方式等，更接近于真实道德价值观，甚至构成了“默认”的立场，一旦环境有利，并且社会压力无须以武力支持社会等级，人类便会自然而然地趋近这些立场。

莫里斯承认，在解释人类如何进化出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复杂的组织形式、判断和创新能力时，无法避免一定要用到某种本质论的观点。我们都还记得，他坚持认为“所有人类”共享一系列核心价值观：“待人公平，行事公正，爱憎分明，尊重忠诚，防患未然，敬畏神明。”这些价值观在人类发展的各个时代均得到了重新诠释。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为平等主义和非暴力进行辩护，称其为更好、更真实的道德价值观，但莫里斯却认为，平等主义和非暴力不过是对人类核心价值观的特定解读：在某些能量获取形式更为先进的社会类型中，这类价值观合乎时宜，但它们却不适用于觅食采集和农业社会。“于我而言，”莫里斯说，“错误的行为是违反了我所强烈秉持的信条，也就是我对经过生物进化的人类价值观的化石燃料式解读。”莫里斯谴责塔利班致力于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并剥夺她们受教育的机会，在这一点上，他与科尔斯戈德意见一致，但他坚称，塔利班之所以是错的，是因为“农业时代已经结束了”，他们“首先错在落后”（第十章）。

有人或许会问，“落后”何以变成了这里的主要问题？这是否在断言，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科学地解释（或以历史视角来理解），而非道德评判？但是，如果我们的中心焦点是道德评价，其他的措辞也许更适合描述塔利班对待女性的方式：残酷和邪恶，而不仅仅是“落后”或不合时宜。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即对于女性而言，我们所处的时代倡导更大的正义，而不仅仅是不同的正义？

更深远的问题是：将道德评价的措辞与体制和社会成就等实用标准联系在一起是否存在危险？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特定创新是否有望提高社会的物质福利和力量，以及其战胜其他社会的能力，却代表了道德堕落？还是说我的言论是由我身处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关键在于，相对于莫里斯的标准而言，道德评价有望在更大程度上独立于特定环境，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保留这一观念。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人类可以克服自身所处时代的所有偏见，而只是说我们应该尽最大可能如此行事。

前文提到的我们的作者受意识形态控制的指责又当如何？莫里斯将意识形态定义为“某些人从中获利的一派谎言”，但又立即坚称，“但谎言鲜见持久者，因为在我们身处其间的物质环境中，常识是如此有力的工具，能够揭示何为最适宜的观念”（第十章）。他还引用了据传是林肯的格言：“……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邪恶精英”还没有强大或聪明到能够长时间地迷惑大众。

这是一个有趣的表达方式，他对此充满信心：人类的创造和常识的力量最终能够颠覆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而向少数人输送利益的社会安排。当能量获取的模式让新型社会组织得以向更多人输送比以前更大的富足和/或安全感时，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人类最终会发现并接受新的社会形态以及与之相伴的价值观。它进一步表明，等级制度（或中央集权）需要——也必将——从整个社会的视角来加以“测试”。

对于人类完全能够看穿和打破统治精英自私自利的谎言——当它们的确是谎言时——的这种信心，是否有助于我们挽救有关人类能够在连续的历史阶段中实现真实的道德进步这一理想？我们是否能够理解（与物质进步有别的）道德进步的观念？莫里斯是否以其自身未加明言的平等主义推论出，少数人不应，并且最终不能，以多数人作为代价而取得成功？

这些，还有很多其他问题，都留待读者去寻找答案。

在其包罗万象的讨论的结尾，莫里斯再次展望未来，并反思了人类这个物种有无可能正在为自身走向灭绝铺平道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努力想象下一次大洪水发生之后生活将会怎样，莫里斯对此表示欣赏，并用他的知识和经验加以推测。

请相信，阅读本书将是一次既愉快生动又出人意表的刺激之旅，诸位将在一位学识渊博、涉猎广泛的学者的指导之下，跨越宏阔的人类经验；他提出了关于人类价值观之来源和意义的最基本问题，并给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解答。

[1] 斯蒂芬·马塞多（Stephen Macedo），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观研究中心主任，劳伦斯·S·洛克菲勒政治学讲席教授。——编者注

[2] 《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1年6月出版。——编者注

[3] 原文如此，这段话实际引自本书第一章。本书的注释如无特别标注皆为“译者注”。

[4]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人类价值观的丛书，本书是其中的一本。——编者注

[5] 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Waal，1948—），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他是美国埃默里大学心理学系查尔斯·霍华德·坎德勒讲席灵长类动物行为学教授，著有《黑猩猩的政治》（Chimpanzee Politics，1982）和《猿形毕露》（Our Inner Ape，2005）等。